宏觀分析的失誤（之六）：財赤有害嗎？

一個國家的政府財政赤字屬宏觀話題，二○○八年國際金融危機出現後成為大話題。一個國家可以承擔得起多大的財政赤字老生常問，傳統的答案：政府財赤的上限是政府稅收可以支持得起負債的利息。是淺見。曾經跟弗裏德曼談及，他提出另一個上限，今天我忘記了。

一般的意識，是財政赤字會把債務推到下一代去。也是淺見。幾個月前歐洲南部的幾個國家，尤其是希臘，頻傳近於破產。一時間國際人士紛紛計算幾個「危難」之邦的赤字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風聲鶴唳，導致這些國家的債z暴跌，要再發行新債券利率飆升。

中國呢？國家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央上頭的財赤不是問題。但據說地方政府的財赤或欠債加起來高到天上去，朋友問我意見。無從回應，因為不知實情。我對政府財赤有另一種看法：政府花錢多少無所謂，問題是社會收益的回報是否足以抵償花去了的錢而有餘，即是要問政府花錢的社會回報率是否高於欠債的利率。政府花錢或投資要從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衡量。這些「社會」賬目歷來不明朗。就是私營的機構，甚至有嚴謹審查的上市公司，造假帳時有所聞，何況政府，更何況牽涉到社會成本及社會收益。

（六）國家沒有資產負債表是困難

剛想好怎樣寫此文，楊老弟懷康傳來一篇貝克爾（Gary Becker）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文章，打斷了思路。那就讓我以評論貝兄的一個要點作為分析政府財赤的起點吧。貝兄對中國的前景看得不錯，但他說的中國與我所知的中國是兩回事。最近他造訪神州，說跟很多中國的經濟學者、商家、幹部傾談過。是誰誤導了他？

貝克爾對中國經濟體制的主要批評，是國營企業還是林立，效率欠奉，沒有私營企業的活力。他指出現代的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不靠私營起家，中國的經改到今天雖然大有看頭，但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要富有是另一回事。國民收入的演算法我曾力斥其非，但同意富有談何容易。另一方面，私產、私營等是經濟要發展的唯一出路的觀點，顯然是芝加哥學派的傳統思維，今天看是有點僵化了。早在一九七○年我就說私產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權，一九八六年說承包合約可以是私產的替代。大家知道，先進之邦的上市公司一般是公有的，雖然股權屬股民或某些機構所有，跟今天中國的上市國企差別不大。在中國，好些企業的股權全屬國有，其運作通常是斬件判出去給私營的。西方的上市公司要賺錢，中國的國企同樣要賺錢。西方公司的管理人出術瞞騙可能被訴之於法，中國國企的可能被雙規。今天我還擔心的是中國的某些龐大國企的壟斷權還被政府維護著。

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神州版寫道：「私產與市場對改進人民的生活無疑重要，但我們一定要加進界定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與安排來看問題。」事實上，《制度》的整本小書是分析層層承包的串連與佃農分成的安排，不僅是西方學者高舉的私產的替代，其運作遠比貝兄認為是以私產為主的落後國家的運作來得有效率。

我們不要管是什麼名稱，科斯和我四十年前就認為私人所有權不重要。我從中國的經驗學到的，是論產權有點空中樓閣，重要的是以合約結構界定權利與帶動競爭。大有效率的合約結構，因為把權利與責任界定得清楚，可以闡釋為有私產的本質，但私產不一定能帶動中國那種競爭。北京的朋友不喜歡聽到那個「私」字，我們大可不說。另一方面，貝兄高舉的私產或私營，在國家整體的合約結構不善的情況下，一窮二白的例子到處都有。我在《制度》的神州版也說得清楚，中國獨有的制度，用在一個人口那麼多資源那麼貧乏的國家無疑是天才之筆，但人口稀少而又資源豐富的，可以大派福利，不一定用得著。中國目前令我憂心的不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制度，而是從貝克爾高舉的先進之邦引進的勞動法例、貨幣政策、社會醫療、福利制度等專案。

國企不要錢嗎？去問有關的幹部吧。他們不懂生意之道嗎？我沒有他們懂那麼多。他們不明白市場嗎？我沒有見過比中國的地區幹部更明白什麼事項由市場處理得較好，什麼事項政府處理優勝。他們知道政府擁有土地徵用權（power of eminent domain）可以減低市場的交易費用，於是利用此權推出項目，凡是遇到他們認為是私營與市場會辦得比較有效率的事項，他們判出去。手續上先進之邦要十多年才能辦到的，他們只用幾月。社會成本或社會效益的界外效應他們有考慮嗎？絕對有。但他們也知道如果項目要虧蝕，獎金與升職免問。認為不會虧蝕的他們會「社會」一番。他們會作出錯誤的投資嗎？當然會，私營與市場也會，哪方比較優勝天曉得，但中國的經驗是說，讓貝兄的思維策劃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國今天還會是一窮二白。

我對貝克爾及昔日的舊同事沒有貶意，只是深信經濟學者的天才比不上經濟壓力逼出來的合約結構制度。是十三億窮人需要吃飯的壓力。我自一九六六年起研究合約，很集中，沒有中斷過，其後從中國經改的第一天起開始跟進，也沒有中斷過。然而，撫心自問，我沒有本領發明中國制度的合約結構，雖然這裏那裏有好些地方跟我八十年代建議的有雷同之處。昔日美國的同事主張的私產制度當然比大鍋飯好，但更重要是國家整體的合約結構。我會在將要大修的《制度的選擇》詳述。

現在讓我轉到政府財赤的話題去。從一家私營公司說起吧。這家私營機構在會計上有一個「資產負債表」。此表的一邊是資產，asset value是也。另一邊是負債加資產淨值，即liability加equity，後者可稱capital。這兩邊永遠相等。香港中學課程有教，雖然會計學教到最高之處還是那張資產負債表。

讓我們假設這家公司誠實，其資產負債表算得精確。這公司作投資或做生意，有收入，也有負債。衡量這公司的實力與發展，最可靠是看它的資產淨值及其變動。公司經營得法，有前途，每次重估這淨值會增加。到銀行借錢銀行職員主要是看這資產淨值，考慮打個折扣可以借多少。借錢是負債。可以借多少呢？原則上可以借盡地球上所有可借的錢。只要資產淨值上升得精彩，這家公司的收入多少或虧蝕多少也不會倒閉。原則上，這家公司的負債甚或財政赤字可以高到天上去，因為預期的未來收入會反映在資產淨值這專案上。

一個國家也是一間公司，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可靠的資產負債表。中國的國營企業一般有。讓我舉一個足以欣賞的實例：成都的「寬窄巷子」。這個文化消閒的商業項目全由政府擁有，用註冊公司從銀行借錢投資五億人民幣，興建後所有商店租出去私營，今天估值十五億。假設原先借下的五億沒有清還過，這家國企今天的資產負債表大概是資產十五億，負債五億，資產淨值十億。從任何角度衡量寬窄巷子是成功的投資，負債大可再增幾個億來作其他投資去。

這個實例教我們很多。第一，國企投資當然可以虧蝕，但私人企業也可以虧蝕。今天的中國，責任上國企不比外間的私企差，而我的感受，是比起外間的上市公司，國企幹部的職責界定比外間的來得嚴謹。第二，國企的幹部非常清楚哪些事項他們會做得比市場較有效率，什麼應該判出去讓市場的私營運作從事。後者他們是不會染指的。第三，整個體制的合約組織重要。界定責任就是界定權利。只要這界定的合約組織運作得宜，是否私產是不重要的。

讓我談第二類項目：基建如公路、高鐵等。由政府策劃及建造，使用者要交費，扣除利息，政府可以有盈餘也可以虧蝕。這裏的問題是收費的進帳或多或少外，界外的效應（那所謂社會效益）重要，但不容易算得准。協助工業發展的利益難以估計之外，公路所及，影響地價上升是利，影響地價下降是損。這些都要算進基建投資的考慮。可能因為中國人多，公路等基建項目通常比美國的成功。美國的公共交通設施，單從直接收費衡量，政府投資十次輸足十次。

最後一類政府投資最麻煩。擺明有社會效應，但政府不收費，或要補貼，於是以抽稅的方法處理。醫療、教育、福利、公安、國防——後者包括戰爭——屬這類。公安與國防的社會成本及社會利益我沒有考究過，但醫療、教育與福利的政府補貼，我知道的通常沒有可取的社會效果。布坎南等學者作過不少研究，結論一律說是災難。原因是這些專案由政府處理其成本一律遠高於市場處理，而社會效益模糊不清，利益團體容易混水摸魚。

這就帶到本文要作的結論。政府的財政赤字是指稅收（及其他收入）低於支出。究竟這財赤可以容許多大，答案是原則上可以無限大。關鍵是從社會整體看，政府支出的回報是否有盈餘。這盈餘的或大或小，甚或負值，難估計。尤其是，社會的成本與社會收益往往無從直接量度。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有上蒼之能，可以按時算出準確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社會的收益是否高於社會成本，會反映在該表的資產淨值的變動。房地產總值的變動，人民的知識資產的變動，扣除有關的社會成本，會反映在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淨值的變動中。只要這淨值有長進，反映著的是國民收入的增長——包括預期的增長——高於有關的社會成本。這樣，政府稅收不足，有財赤，發行貨幣填補是不會引起通貨膨脹的。
政府花錢不是禍，大事花錢也不是禍。亂花一通——不管社會收益與社會成本那種——才是。亂花一通，這一代的財赤會是下一代的悲哀；花得有道，這一代的財赤會讓下一代收成也。

（宏觀失誤之六，完）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六）：財赤有害嗎？

一個國家的政府財政赤字屬宏觀話題，二○○八年國際金融危機出現後成為大話題。一個國家可以承擔得起多大的財政赤字老生常問，傳統的答案：政府財赤的上限是政府稅收可以支持得起負債的利息。是淺見。曾經跟弗裏德曼談及，他提出另一個上限，今天我忘記了。

一般的意識，是財政赤字會把債務推到下一代去。也是淺見。幾個月前歐洲南部的幾個國家，尤其是希臘，頻傳近於破產。一時間國際人士紛紛計算幾個「危難」之邦的赤字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風聲鶴唳，導致這些國家的債z暴跌，要再發行新債券利率飆升。

中國呢？國家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央上頭的財赤不是問題。但據說地方政府的財赤或欠債加起來高到天上去，朋友問我意見。無從回應，因為不知實情。我對政府財赤有另一種看法：政府花錢多少無所謂，問題是社會收益的回報是否足以抵償花去了的錢而有餘，即是要問政府花錢的社會回報率是否高於欠債的利率。政府花錢或投資要從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衡量。這些「社會」賬目歷來不明朗。就是私營的機構，甚至有嚴謹審查的上市公司，造假帳時有所聞，何況政府，更何況牽涉到社會成本及社會收益。

（六）國家沒有資產負債表是困難

剛想好怎樣寫此文，楊老弟懷康傳來一篇貝克爾（Gary Becker）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文章，打斷了思路。那就讓我以評論貝兄的一個要點作為分析政府財赤的起點吧。貝兄對中國的前景看得不錯，但他說的中國與我所知的中國是兩回事。最近他造訪神州，說跟很多中國的經濟學者、商家、幹部傾談過。是誰誤導了他？

貝克爾對中國經濟體制的主要批評，是國營企業還是林立，效率欠奉，沒有私營企業的活力。他指出現代的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不靠私營起家，中國的經改到今天雖然大有看頭，但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要富有是另一回事。國民收入的演算法我曾力斥其非，但同意富有談何容易。另一方面，私產、私營等是經濟要發展的唯一出路的觀點，顯然是芝加哥學派的傳統思維，今天看是有點僵化了。早在一九七○年我就說私產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權，一九八六年說承包合約可以是私產的替代。大家知道，先進之邦的上市公司一般是公有的，雖然股權屬股民或某些機構所有，跟今天中國的上市國企差別不大。在中國，好些企業的股權全屬國有，其運作通常是斬件判出去給私營的。西方的上市公司要賺錢，中國的國企同樣要賺錢。西方公司的管理人出術瞞騙可能被訴之於法，中國國企的可能被雙規。今天我還擔心的是中國的某些龐大國企的壟斷權還被政府維護著。

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神州版寫道：「私產與市場對改進人民的生活無疑重要，但我們一定要加進界定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與安排來看問題。」事實上，《制度》的整本小書是分析層層承包的串連與佃農分成的安排，不僅是西方學者高舉的私產的替代，其運作遠比貝兄認為是以私產為主的落後國家的運作來得有效率。

我們不要管是什麼名稱，科斯和我四十年前就認為私人所有權不重要。我從中國的經驗學到的，是論產權有點空中樓閣，重要的是以合約結構界定權利與帶動競爭。大有效率的合約結構，因為把權利與責任界定得清楚，可以闡釋為有私產的本質，但私產不一定能帶動中國那種競爭。北京的朋友不喜歡聽到那個「私」字，我們大可不說。另一方面，貝兄高舉的私產或私營，在國家整體的合約結構不善的情況下，一窮二白的例子到處都有。我在《制度》的神州版也說得清楚，中國獨有的制度，用在一個人口那麼多資源那麼貧乏的國家無疑是天才之筆，但人口稀少而又資源豐富的，可以大派福利，不一定用得著。中國目前令我憂心的不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制度，而是從貝克爾高舉的先進之邦引進的勞動法例、貨幣政策、社會醫療、福利制度等專案。

國企不要錢嗎？去問有關的幹部吧。他們不懂生意之道嗎？我沒有他們懂那麼多。他們不明白市場嗎？我沒有見過比中國的地區幹部更明白什麼事項由市場處理得較好，什麼事項政府處理優勝。他們知道政府擁有土地徵用權（power of eminent domain）可以減低市場的交易費用，於是利用此權推出項目，凡是遇到他們認為是私營與市場會辦得比較有效率的事項，他們判出去。手續上先進之邦要十多年才能辦到的，他們只用幾月。社會成本或社會效益的界外效應他們有考慮嗎？絕對有。但他們也知道如果項目要虧蝕，獎金與升職免問。認為不會虧蝕的他們會「社會」一番。他們會作出錯誤的投資嗎？當然會，私營與市場也會，哪方比較優勝天曉得，但中國的經驗是說，讓貝兄的思維策劃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國今天還會是一窮二白。

我對貝克爾及昔日的舊同事沒有貶意，只是深信經濟學者的天才比不上經濟壓力逼出來的合約結構制度。是十三億窮人需要吃飯的壓力。我自一九六六年起研究合約，很集中，沒有中斷過，其後從中國經改的第一天起開始跟進，也沒有中斷過。然而，撫心自問，我沒有本領發明中國制度的合約結構，雖然這裏那裏有好些地方跟我八十年代建議的有雷同之處。昔日美國的同事主張的私產制度當然比大鍋飯好，但更重要是國家整體的合約結構。我會在將要大修的《制度的選擇》詳述。

現在讓我轉到政府財赤的話題去。從一家私營公司說起吧。這家私營機構在會計上有一個「資產負債表」。此表的一邊是資產，asset value是也。另一邊是負債加資產淨值，即liability加equity，後者可稱capital。這兩邊永遠相等。香港中學課程有教，雖然會計學教到最高之處還是那張資產負債表。

讓我們假設這家公司誠實，其資產負債表算得精確。這公司作投資或做生意，有收入，也有負債。衡量這公司的實力與發展，最可靠是看它的資產淨值及其變動。公司經營得法，有前途，每次重估這淨值會增加。到銀行借錢銀行職員主要是看這資產淨值，考慮打個折扣可以借多少。借錢是負債。可以借多少呢？原則上可以借盡地球上所有可借的錢。只要資產淨值上升得精彩，這家公司的收入多少或虧蝕多少也不會倒閉。原則上，這家公司的負債甚或財政赤字可以高到天上去，因為預期的未來收入會反映在資產淨值這專案上。

一個國家也是一間公司，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可靠的資產負債表。中國的國營企業一般有。讓我舉一個足以欣賞的實例：成都的「寬窄巷子」。這個文化消閒的商業項目全由政府擁有，用註冊公司從銀行借錢投資五億人民幣，興建後所有商店租出去私營，今天估值十五億。假設原先借下的五億沒有清還過，這家國企今天的資產負債表大概是資產十五億，負債五億，資產淨值十億。從任何角度衡量寬窄巷子是成功的投資，負債大可再增幾個億來作其他投資去。

這個實例教我們很多。第一，國企投資當然可以虧蝕，但私人企業也可以虧蝕。今天的中國，責任上國企不比外間的私企差，而我的感受，是比起外間的上市公司，國企幹部的職責界定比外間的來得嚴謹。第二，國企的幹部非常清楚哪些事項他們會做得比市場較有效率，什麼應該判出去讓市場的私營運作從事。後者他們是不會染指的。第三，整個體制的合約組織重要。界定責任就是界定權利。只要這界定的合約組織運作得宜，是否私產是不重要的。

讓我談第二類項目：基建如公路、高鐵等。由政府策劃及建造，使用者要交費，扣除利息，政府可以有盈餘也可以虧蝕。這裏的問題是收費的進帳或多或少外，界外的效應（那所謂社會效益）重要，但不容易算得准。協助工業發展的利益難以估計之外，公路所及，影響地價上升是利，影響地價下降是損。這些都要算進基建投資的考慮。可能因為中國人多，公路等基建項目通常比美國的成功。美國的公共交通設施，單從直接收費衡量，政府投資十次輸足十次。

最後一類政府投資最麻煩。擺明有社會效應，但政府不收費，或要補貼，於是以抽稅的方法處理。醫療、教育、福利、公安、國防——後者包括戰爭——屬這類。公安與國防的社會成本及社會利益我沒有考究過，但醫療、教育與福利的政府補貼，我知道的通常沒有可取的社會效果。布坎南等學者作過不少研究，結論一律說是災難。原因是這些專案由政府處理其成本一律遠高於市場處理，而社會效益模糊不清，利益團體容易混水摸魚。

這就帶到本文要作的結論。政府的財政赤字是指稅收（及其他收入）低於支出。究竟這財赤可以容許多大，答案是原則上可以無限大。關鍵是從社會整體看，政府支出的回報是否有盈餘。這盈餘的或大或小，甚或負值，難估計。尤其是，社會的成本與社會收益往往無從直接量度。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有上蒼之能，可以按時算出準確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社會的收益是否高於社會成本，會反映在該表的資產淨值的變動。房地產總值的變動，人民的知識資產的變動，扣除有關的社會成本，會反映在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淨值的變動中。只要這淨值有長進，反映著的是國民收入的增長——包括預期的增長——高於有關的社會成本。這樣，政府稅收不足，有財赤，發行貨幣填補是不會引起通貨膨脹的。
政府花錢不是禍，大事花錢也不是禍。亂花一通——不管社會收益與社會成本那種——才是。亂花一通，這一代的財赤會是下一代的悲哀；花得有道，這一代的財赤會讓下一代收成也。

（宏觀失誤之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