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14 15:56]
北京必須擁抱國際文明準則，讓胡錦濤與劉曉波的和解，成為兩岸邁向人心統一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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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慶祝九十九歲之際，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進入了新的轉折點。在兩岸分治的格局裏，中華民國成為一個在政治價值和軟實力指標上的參考系，不斷鞭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變革。

最新的變革就從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開始。北京當局的反應和封鎖消息，在台灣民眾看來都太熟悉了。這樣的「強硬」和「譴責」，就像六七十年代的台灣，劉曉波仿若當年的殷海光、柏楊和李敖，以言獲罪，在國際上受關注及被推崇，也使當局更惱羞成怒，進而加強內部壓制。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之前，台灣開放了黨禁和報禁，逐漸廢除了以言治罪的文字獄。國民黨推動「自上而下」的改革，整個社會走向寬鬆，也為今日民主、自由與人權獲保障的台灣社會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也使「蔣經國」三個字至今仍是台灣民望最高、最受民眾懷念的政治符號。

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政壇，誰可以當蔣經國？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江澤民？薄熙來？如果這些政治人物都能夠聯合起來，推動中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那麼中國政局就可以豁然開朗，走上康莊大道，而不會陷入當前與世界文明準則出現差距的尷尬。

其實只有中國「自上而下」的變革，才可以走向穩定的、有序的發展。但如果中國高層還是不動如山，拒絕政改，那麼今天中國內部的經濟、社會的尖銳矛盾，就會刺激民間「自下而上」的衝擊，很容易出現大規模的動亂，對執政黨是極大的威脅，對國家的前途極為不利。

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執政七十四年的蘇共瓦解，對中國共產黨帶來極大的警示。二零零九年秋天，研究蘇聯歷史的著名史學家沈志華曾受前總書記江澤民的邀請，剖析蘇共崩潰的內因與外因，以為他山之石。當然今天中國的情況與昔日蘇聯迥異，但中共某些列寧主義的基因還是存在，像當局這次對劉曉波獲獎的過度反應，就是典型例子。

而同樣是繼承列寧主義基因的中國國民黨卻轉型成功。除了蔣經國的主動政改外，也因為七八十年代的黨外運動對執政黨形成巨大的壓力。多少關在文字獄中的思想犯，都以身體來書寫一個理想的台灣未來，也讓被壓迫的、被關禁的肉體，贏得道德上的制高點。

因而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與中國的政改動力有某種微妙的互動，彼此激盪。體制外的改革和體制內的改革都是殊途同歸，瞄準一個自由民主人權的中國。它們的路徑不同，但心情一樣，目標也一樣。

同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馬英九和胡錦濤之間，都有一條秘密的心靈通道，要建設一個現代中國，要落實孫中山的理想，讓中國人實現民族、民生和民權的美夢。

北京必須揮別列寧主義，擁抱普世價值和國際文明的準則。二零一零年的秋天是最佳的時機，讓中國的國際形象危機，蛻變為中國政改的轉機；讓胡錦濤與劉曉波的和解，成為兩岸融為一體、邁向人心統一的契機。■

[2010-10-14 15:56]
北京必須擁抱國際文明準則，讓胡錦濤與劉曉波的和解，成為兩岸邁向人心統一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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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慶祝九十九歲之際，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進入了新的轉折點。在兩岸分治的格局裏，中華民國成為一個在政治價值和軟實力指標上的參考系，不斷鞭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變革。

最新的變革就從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開始。北京當局的反應和封鎖消息，在台灣民眾看來都太熟悉了。這樣的「強硬」和「譴責」，就像六七十年代的台灣，劉曉波仿若當年的殷海光、柏楊和李敖，以言獲罪，在國際上受關注及被推崇，也使當局更惱羞成怒，進而加強內部壓制。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之前，台灣開放了黨禁和報禁，逐漸廢除了以言治罪的文字獄。國民黨推動「自上而下」的改革，整個社會走向寬鬆，也為今日民主、自由與人權獲保障的台灣社會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也使「蔣經國」三個字至今仍是台灣民望最高、最受民眾懷念的政治符號。

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政壇，誰可以當蔣經國？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江澤民？薄熙來？如果這些政治人物都能夠聯合起來，推動中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那麼中國政局就可以豁然開朗，走上康莊大道，而不會陷入當前與世界文明準則出現差距的尷尬。

其實只有中國「自上而下」的變革，才可以走向穩定的、有序的發展。但如果中國高層還是不動如山，拒絕政改，那麼今天中國內部的經濟、社會的尖銳矛盾，就會刺激民間「自下而上」的衝擊，很容易出現大規模的動亂，對執政黨是極大的威脅，對國家的前途極為不利。

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執政七十四年的蘇共瓦解，對中國共產黨帶來極大的警示。二零零九年秋天，研究蘇聯歷史的著名史學家沈志華曾受前總書記江澤民的邀請，剖析蘇共崩潰的內因與外因，以為他山之石。當然今天中國的情況與昔日蘇聯迥異，但中共某些列寧主義的基因還是存在，像當局這次對劉曉波獲獎的過度反應，就是典型例子。

而同樣是繼承列寧主義基因的中國國民黨卻轉型成功。除了蔣經國的主動政改外，也因為七八十年代的黨外運動對執政黨形成巨大的壓力。多少關在文字獄中的思想犯，都以身體來書寫一個理想的台灣未來，也讓被壓迫的、被關禁的肉體，贏得道德上的制高點。

因而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與中國的政改動力有某種微妙的互動，彼此激盪。體制外的改革和體制內的改革都是殊途同歸，瞄準一個自由民主人權的中國。它們的路徑不同，但心情一樣，目標也一樣。

同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馬英九和胡錦濤之間，都有一條秘密的心靈通道，要建設一個現代中國，要落實孫中山的理想，讓中國人實現民族、民生和民權的美夢。

北京必須揮別列寧主義，擁抱普世價值和國際文明的準則。二零一零年的秋天是最佳的時機，讓中國的國際形象危機，蛻變為中國政改的轉機；讓胡錦濤與劉曉波的和解，成為兩岸融為一體、邁向人心統一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