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16 17:35]
八九年六四學運中，周舵、劉曉波、侯德健與高新等絕食抗議，被視為“四君子”，如今劉曉波獲獎，周舵的命運還是休戚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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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獲獎，幾家歡樂幾家愁

曉波獲獎的消息，我是第一時間就知道了——當時我正在萬聖書園的咖啡廳接受法國《世界報》的採訪。然後就電話不斷，都是香港和外國媒體打進來的。我毫不猶豫地說，“太好了，大喜事，必定會大大鼓舞和推進中國的社會進步、自由民主和人權保障事業”。然後，法國記者買了一瓶紅酒，大家碰杯慶賀，照相留念。

那天真有點鬼使神差。我的一位清華附中的同學、同桌請我和太太在莫斯科餐廳吃晚餐，我本想去萬聖書園給曉波買些書，就把採訪約在了那裡。我前腳走，警方就到了我家門口，撲了個空。不然我就被“捂”在家裡了。第二天，警方說要來我家，我答說“寫文章，不見客”，他們也就沒來騷擾。下午，卻接到崔衛平的短信，約我晚上六點半在昆侖飯店吃飯。不用說，就是為了慶賀曉波獲獎。二十多人，很熱鬧。十點多回到家裡，赫然發現警方一幫人已經恭候多時了。是奉命來阻止我召集的10號午餐慶賀聚會的。我把共產黨臭罵一頓，怒斥他們無法無天，問他們要剝權（剝奪公民權利）的手續，他們一概不理。接著，我就被軟禁了。

共產黨究竟怕什麼呢？是怕和平嗎？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是表彰全世界為人類和平事業獻身的人們，其中也理所當然地包括為各國的人權事業奮鬥的志士仁人，因為人權保障正是和平的基石——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列寧史達林主義這些人權紀錄最惡劣的極權專制政權，恰恰是國內外和平最大的破壞者。劉曉波自“六•四”以來，一直都是在為改進中國的人權狀況、為中國政治體制的和平轉型堅持不懈地呼籲和奮鬥，卻不斷遭到當局的百般迫害，直到被妄加罪名，三次入獄。難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是想告訴全世界，中共是反對尊重人權的，中國的和平轉型是不允許的，只有暴力推翻共產黨一條路可走嗎？何等愚蠢不智啊！

我和法國記者打賭，中共不會允許中國媒體報導曉波得獎的消息，他們說，不可能吧，那也太過分，太丟人了！當然，我贏了——如此可悲地贏了。但這消息畢竟太重要、太驚人了，互聯網的時代，想完全封鎖是做不到的，於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不得已出頭講了一番讓人笑掉大牙的混帳話，什麼把諾獎頒給曉波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意思是，諾貝爾和平獎是神聖的，不容褻瀆，而中共比諾獎頒獎委員會更有資格決定此獎應當頒給誰！隨後，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參考消息》連續轉載了三篇和中共同唱一個調門的文章，一篇是俄國人寫的，兩篇來自西班牙的極左報紙《起義報》，由此徹底暴露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價值觀、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中共是如何地孤立、如何地只能和一小撮頑固信奉馬列主義的極左殘渣餘孽為伍，而中共的所謂“朋友”，盡是些見利忘義、庸俗不堪，一旦撈不到好處，立即掉頭而去甚至反咬一口的損友、假友。

毛澤東時代，中共以及全世界的極左派，都把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罵得狗血淋頭。那位法國存在主義的極左“大師”、毛澤東的熱烈崇拜者薩特，就曾經說“諾貝爾文學獎是獎勵西方奴才和東方叛徒的”，拒絕領取。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於諾獎的態度，比起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是截然相反了，追捧、豔羨繼而因中國人始終得不到而懊喪不已。這是巨大的進步。誰能想到，如今中共一個急轉彎，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這充分反映出當今中共領導層思想理論的嚴重僵化和倒退。

話說回來，我們這樣說“共產黨”如何如何，其實是很不準確的。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據我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至少包括四個派別——狗屎派，餓狼派，庸人派，和君子派。狗屎派——對不起，請不要怪我粗魯，我是在引用毛主席的“偉大教導”，他說過，狗屎雖臭，還可以肥田，而教條主義比狗屎都不如——是下定決心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那一整套極左的反文明、反人類的狗屎教條在世人面前敗壞中共的形象，存心要讓全世界人民對中共噁心得要死的那些人。其實，我說馬列毛是“狗屎”已經算是很克制，實際上那是劇毒的毒藥，危害極大。那是一種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教，一套締造出20世紀現代奴隸制的邪惡思想。中共為什麼越維穩越不穩？根子就在於，這種邪教教唆和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完全不相容——詳見拙作《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一文（載於2010年6月1日—4日香港《明報》）。餓狼派，是一群餓狼般用手中掌握的不受監督約束的政治權力，拼命攫取非法財富，用“愈反愈腐”的大規模、群體性腐敗從內部腐蝕、掏空共產黨的那些人。庸人派，是共產黨體制內不思進取、得過且過，混一天算一天的大多數人。君子派，是共產黨內的正人君子、精英，如田紀雲、謝韜、我的導師于光遠、李銳、胡績偉，剛剛去世的李昌和朱厚澤，以及《炎黃春秋》雜誌社諸公，等等，他們當年都是聚集在中共歷史上兩位最受人敬愛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旗下的政治改革派，黨內的自由民主派。很多人認為，現總理溫家寶，前人大委員長萬里也都應該算是這一派。他們是想要用社會民主主義挽救共產黨，讓共產黨獲得新生；而狗屎派和餓狼派則恰恰相反，是在聯手搞垮中共。現在的局面，仍然是我們早就說過的那樣，是“精英和痞子賽跑，看誰跑到前面”——對於共產黨而言，精英，就是君子派；痞子，就是狗屎派和餓狼派。很遺憾，判劉曉波11年徒刑，然後，說什麼“頒獎給劉曉波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種種惡形惡狀，讓人有理由認為，恐怕是痞子暫時跑到前面了。但我相信，這是不會持久的——假如孫中山所說屬實，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果有其事的話。

從長遠看，自由民主終究是要在中華大地實現的——不是因為有什麼“客觀必然規律”的保證，而是因為它是目前所知唯一能夠長治久安、繁榮昌盛的良治政體，所以，它終究會成為大多數人民的人心之所向。但是，我們將會付出多大的代價，尤其是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之內？這卻是高度不確定的。我們這些包括劉曉波在內的漸進有序和平改良派堅決認為，那些激進民粹民主分子所鼓吹的論調，什麼“只要能夠實現民主，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是值得的”等等，是極端不負責任的殘酷主張，而且根本就是共產黨長期教育的產物。反共不等於民主，某些反共分子其實正是一些反對共產黨的共產黨——反對掌權的共產黨的在野的共產黨。

近一兩年來，共產黨內部的各種“自選動作”層出不窮，地方大員、高層人士甚至軍界都已經越來越不聽招呼，胡溫體制似乎已經疲態畢露；加上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各路人馬都蠢蠢欲動，恰在此時，諾獎來了，勢必更加攪動中國政局。在這個歷史的岔路口上，中國這一列重載列車一旦在政治改革方面動起來，它究竟會駛向何處？有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種是瓦解秩序的，一種卻反而能強化秩序，中國會選擇哪一種？從各國民主化的經驗看，要想走一條有序、可控的民主化道路，必須“先自由、後民主”，就是說，必須先建立起牢固的自由憲政、法治和人權保障，再逐步擴大政治參與。只有這樣做，政治體制改革才會是強化秩序，而不是瓦解秩序的——因為，這樣建立的秩序，是正義的、政治權力受到切實約束因而能夠防止嚴重腐敗的自由秩序，相反，依靠專制鐵腕強加的秩序是根本非正義並且必定日益腐化的，絕不可能持久。

自“六•四”以來，我和包括劉曉波在內的許多漸進民主派，一直在頂著來自共產黨和激進民粹民主派兩方面的巨大壓力大聲疾呼，中共必須看清大勢，為民主化早作準備，儘快開始全面、系統、有前瞻性地創設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早開始、穩步走”，“先自由、後民主”，“促成中左中右兩大中派的聯盟”，等等，然而，得到的不但不是積極善意的回應，反而是持續不斷的打擊迫害。難道中共真的是要像我們一再警告的那樣，是想要走清末新政的那條“裱糊匠主義”的老路嗎？什麼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張紙糊上，糊來糊去，直到呼隆隆牆倒屋塌才算完事，這對於中國人民、也包括共產黨自己，究竟有什麼好處？

“六•四”以來的21年，由於中共拒絕對民主化早作準備，只顧按照馬克思唯物主義、經濟決定論的鄙俗教唆，錯誤地以為只要經濟搞好了，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便萬事大吉，於是，貧富懸殊、道德墮落、腐敗盛行、社會失序、治理失效、人權侵害遍于國中、精神文化惡俗不堪、某些政府部門自身無法無天甚至黑社會化……種種末世腐朽之像愈演愈烈，現在已經到了民怨沸騰，連共產黨的各級官員都對政權離心離德、私下裡各作打算的極其危險的地步。 回看中國兩千年的皇權專制歷史，每個專制朝代的末年都是這幅景象——朝廷醉生夢死，吏治腐敗不堪，“文官摟錢，武將怕死”，文人士子道德墮落、生活糜爛、全然不顧社會責任，整個社會表面上歌舞昇平，內裡卻在全面、深入地腐爛，爛到了骨髓裡面。讀一讀晚明的文學名著《金瓶梅》，晚清的《官場現形記》，那副德性和當今何其相似乃爾！這樣一種風俗民情，加上共產黨一貫反自由民主的教育養育出的極端主義政治文化，居然還有人大言不慚地大談什麼“中國人民有足夠的民主覺悟，只要推翻共產黨的一党專政，民主馬上就能實現”，“民主很簡單，小學生都會”，簡直就是癡人說夢！當今中國，一旦政權失效、社會失序，迅速崛起的很可能是各種極端主義勢力——極左新毛派、反美反西方的極端民族主義、激進民粹民主，等等。這不是什麼民主福音，只能是民族浩劫。

肉食者鄙，不足與謀。要想避免未來的社會大動盪，各界精英、君子必須儘早達成自由民主的目標及路徑的共識，盡力讓精英君子而不是痞子或庸人處在各個領域的關鍵位置上，大家共同堅韌不拔地努力奮鬥，舍此別無出路！

祝福劉曉波，祝福中國！也祝福中國共產黨人果斷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儘早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型，以此獲得新生！

周舵 2010-10-14

[2010-10-16 17:35]
八九年六四學運中，周舵、劉曉波、侯德健與高新等絕食抗議，被視為“四君子”，如今劉曉波獲獎，周舵的命運還是休戚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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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獲獎，幾家歡樂幾家愁

曉波獲獎的消息，我是第一時間就知道了——當時我正在萬聖書園的咖啡廳接受法國《世界報》的採訪。然後就電話不斷，都是香港和外國媒體打進來的。我毫不猶豫地說，“太好了，大喜事，必定會大大鼓舞和推進中國的社會進步、自由民主和人權保障事業”。然後，法國記者買了一瓶紅酒，大家碰杯慶賀，照相留念。

那天真有點鬼使神差。我的一位清華附中的同學、同桌請我和太太在莫斯科餐廳吃晚餐，我本想去萬聖書園給曉波買些書，就把採訪約在了那裡。我前腳走，警方就到了我家門口，撲了個空。不然我就被“捂”在家裡了。第二天，警方說要來我家，我答說“寫文章，不見客”，他們也就沒來騷擾。下午，卻接到崔衛平的短信，約我晚上六點半在昆侖飯店吃飯。不用說，就是為了慶賀曉波獲獎。二十多人，很熱鬧。十點多回到家裡，赫然發現警方一幫人已經恭候多時了。是奉命來阻止我召集的10號午餐慶賀聚會的。我把共產黨臭罵一頓，怒斥他們無法無天，問他們要剝權（剝奪公民權利）的手續，他們一概不理。接著，我就被軟禁了。

共產黨究竟怕什麼呢？是怕和平嗎？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是表彰全世界為人類和平事業獻身的人們，其中也理所當然地包括為各國的人權事業奮鬥的志士仁人，因為人權保障正是和平的基石——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列寧史達林主義這些人權紀錄最惡劣的極權專制政權，恰恰是國內外和平最大的破壞者。劉曉波自“六•四”以來，一直都是在為改進中國的人權狀況、為中國政治體制的和平轉型堅持不懈地呼籲和奮鬥，卻不斷遭到當局的百般迫害，直到被妄加罪名，三次入獄。難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是想告訴全世界，中共是反對尊重人權的，中國的和平轉型是不允許的，只有暴力推翻共產黨一條路可走嗎？何等愚蠢不智啊！

我和法國記者打賭，中共不會允許中國媒體報導曉波得獎的消息，他們說，不可能吧，那也太過分，太丟人了！當然，我贏了——如此可悲地贏了。但這消息畢竟太重要、太驚人了，互聯網的時代，想完全封鎖是做不到的，於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不得已出頭講了一番讓人笑掉大牙的混帳話，什麼把諾獎頒給曉波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意思是，諾貝爾和平獎是神聖的，不容褻瀆，而中共比諾獎頒獎委員會更有資格決定此獎應當頒給誰！隨後，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參考消息》連續轉載了三篇和中共同唱一個調門的文章，一篇是俄國人寫的，兩篇來自西班牙的極左報紙《起義報》，由此徹底暴露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價值觀、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中共是如何地孤立、如何地只能和一小撮頑固信奉馬列主義的極左殘渣餘孽為伍，而中共的所謂“朋友”，盡是些見利忘義、庸俗不堪，一旦撈不到好處，立即掉頭而去甚至反咬一口的損友、假友。

毛澤東時代，中共以及全世界的極左派，都把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罵得狗血淋頭。那位法國存在主義的極左“大師”、毛澤東的熱烈崇拜者薩特，就曾經說“諾貝爾文學獎是獎勵西方奴才和東方叛徒的”，拒絕領取。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於諾獎的態度，比起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是截然相反了，追捧、豔羨繼而因中國人始終得不到而懊喪不已。這是巨大的進步。誰能想到，如今中共一個急轉彎，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這充分反映出當今中共領導層思想理論的嚴重僵化和倒退。

話說回來，我們這樣說“共產黨”如何如何，其實是很不準確的。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據我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至少包括四個派別——狗屎派，餓狼派，庸人派，和君子派。狗屎派——對不起，請不要怪我粗魯，我是在引用毛主席的“偉大教導”，他說過，狗屎雖臭，還可以肥田，而教條主義比狗屎都不如——是下定決心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那一整套極左的反文明、反人類的狗屎教條在世人面前敗壞中共的形象，存心要讓全世界人民對中共噁心得要死的那些人。其實，我說馬列毛是“狗屎”已經算是很克制，實際上那是劇毒的毒藥，危害極大。那是一種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教，一套締造出20世紀現代奴隸制的邪惡思想。中共為什麼越維穩越不穩？根子就在於，這種邪教教唆和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完全不相容——詳見拙作《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一文（載於2010年6月1日—4日香港《明報》）。餓狼派，是一群餓狼般用手中掌握的不受監督約束的政治權力，拼命攫取非法財富，用“愈反愈腐”的大規模、群體性腐敗從內部腐蝕、掏空共產黨的那些人。庸人派，是共產黨體制內不思進取、得過且過，混一天算一天的大多數人。君子派，是共產黨內的正人君子、精英，如田紀雲、謝韜、我的導師于光遠、李銳、胡績偉，剛剛去世的李昌和朱厚澤，以及《炎黃春秋》雜誌社諸公，等等，他們當年都是聚集在中共歷史上兩位最受人敬愛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旗下的政治改革派，黨內的自由民主派。很多人認為，現總理溫家寶，前人大委員長萬里也都應該算是這一派。他們是想要用社會民主主義挽救共產黨，讓共產黨獲得新生；而狗屎派和餓狼派則恰恰相反，是在聯手搞垮中共。現在的局面，仍然是我們早就說過的那樣，是“精英和痞子賽跑，看誰跑到前面”——對於共產黨而言，精英，就是君子派；痞子，就是狗屎派和餓狼派。很遺憾，判劉曉波11年徒刑，然後，說什麼“頒獎給劉曉波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種種惡形惡狀，讓人有理由認為，恐怕是痞子暫時跑到前面了。但我相信，這是不會持久的——假如孫中山所說屬實，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果有其事的話。

從長遠看，自由民主終究是要在中華大地實現的——不是因為有什麼“客觀必然規律”的保證，而是因為它是目前所知唯一能夠長治久安、繁榮昌盛的良治政體，所以，它終究會成為大多數人民的人心之所向。但是，我們將會付出多大的代價，尤其是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之內？這卻是高度不確定的。我們這些包括劉曉波在內的漸進有序和平改良派堅決認為，那些激進民粹民主分子所鼓吹的論調，什麼“只要能夠實現民主，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是值得的”等等，是極端不負責任的殘酷主張，而且根本就是共產黨長期教育的產物。反共不等於民主，某些反共分子其實正是一些反對共產黨的共產黨——反對掌權的共產黨的在野的共產黨。

近一兩年來，共產黨內部的各種“自選動作”層出不窮，地方大員、高層人士甚至軍界都已經越來越不聽招呼，胡溫體制似乎已經疲態畢露；加上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各路人馬都蠢蠢欲動，恰在此時，諾獎來了，勢必更加攪動中國政局。在這個歷史的岔路口上，中國這一列重載列車一旦在政治改革方面動起來，它究竟會駛向何處？有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種是瓦解秩序的，一種卻反而能強化秩序，中國會選擇哪一種？從各國民主化的經驗看，要想走一條有序、可控的民主化道路，必須“先自由、後民主”，就是說，必須先建立起牢固的自由憲政、法治和人權保障，再逐步擴大政治參與。只有這樣做，政治體制改革才會是強化秩序，而不是瓦解秩序的——因為，這樣建立的秩序，是正義的、政治權力受到切實約束因而能夠防止嚴重腐敗的自由秩序，相反，依靠專制鐵腕強加的秩序是根本非正義並且必定日益腐化的，絕不可能持久。

自“六•四”以來，我和包括劉曉波在內的許多漸進民主派，一直在頂著來自共產黨和激進民粹民主派兩方面的巨大壓力大聲疾呼，中共必須看清大勢，為民主化早作準備，儘快開始全面、系統、有前瞻性地創設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早開始、穩步走”，“先自由、後民主”，“促成中左中右兩大中派的聯盟”，等等，然而，得到的不但不是積極善意的回應，反而是持續不斷的打擊迫害。難道中共真的是要像我們一再警告的那樣，是想要走清末新政的那條“裱糊匠主義”的老路嗎？什麼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張紙糊上，糊來糊去，直到呼隆隆牆倒屋塌才算完事，這對於中國人民、也包括共產黨自己，究竟有什麼好處？

“六•四”以來的21年，由於中共拒絕對民主化早作準備，只顧按照馬克思唯物主義、經濟決定論的鄙俗教唆，錯誤地以為只要經濟搞好了，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便萬事大吉，於是，貧富懸殊、道德墮落、腐敗盛行、社會失序、治理失效、人權侵害遍于國中、精神文化惡俗不堪、某些政府部門自身無法無天甚至黑社會化……種種末世腐朽之像愈演愈烈，現在已經到了民怨沸騰，連共產黨的各級官員都對政權離心離德、私下裡各作打算的極其危險的地步。 回看中國兩千年的皇權專制歷史，每個專制朝代的末年都是這幅景象——朝廷醉生夢死，吏治腐敗不堪，“文官摟錢，武將怕死”，文人士子道德墮落、生活糜爛、全然不顧社會責任，整個社會表面上歌舞昇平，內裡卻在全面、深入地腐爛，爛到了骨髓裡面。讀一讀晚明的文學名著《金瓶梅》，晚清的《官場現形記》，那副德性和當今何其相似乃爾！這樣一種風俗民情，加上共產黨一貫反自由民主的教育養育出的極端主義政治文化，居然還有人大言不慚地大談什麼“中國人民有足夠的民主覺悟，只要推翻共產黨的一党專政，民主馬上就能實現”，“民主很簡單，小學生都會”，簡直就是癡人說夢！當今中國，一旦政權失效、社會失序，迅速崛起的很可能是各種極端主義勢力——極左新毛派、反美反西方的極端民族主義、激進民粹民主，等等。這不是什麼民主福音，只能是民族浩劫。

肉食者鄙，不足與謀。要想避免未來的社會大動盪，各界精英、君子必須儘早達成自由民主的目標及路徑的共識，盡力讓精英君子而不是痞子或庸人處在各個領域的關鍵位置上，大家共同堅韌不拔地努力奮鬥，舍此別無出路！

祝福劉曉波，祝福中國！也祝福中國共產黨人果斷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儘早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型，以此獲得新生！

周舵 201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