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專欄﹕911﹕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捩點？
http://news.sina.com   2011年09月10日 14:25   明報
　　【咫尺地球】關於911周年回顧、美國反恐成效，本欄這些年來已寫了不少，今天是911十周年，我們不妨問一個更宏觀的問題﹕假如2001年沒有發生911事件，美國的世界地位會有什麼不同
　　「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在911前十年（1991-2001），西方主流學者多以為世界已邁入單極時代，美國不但在綜合國力遙遙領先，它奉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制度也被認為是最優越，其他國家只能效法，是以有「歷史終結論」，甚至研究大國興衰的權威歷史學者Paul Kennedy，也相信美國的衰落尚遙遙無期。
　　911前，美國挾冷戰終結的餘威，得到自由民主理念的國際代言身分，能以「國情不同」為由，對不同政權採取不同策略，作為影響各國的槓桿。但布殊以反恐為國策後，美國逐漸把國家安全淩駕於自由民主理念之上（起碼國內外不少人這樣看），不但令「人權」與「穩定」這兩難撕裂社會，也失去了美國對理念話語權的壠斷。沒有911，美國可以說支持友好獨裁政權是鼓勵「循序漸進」﹔有了911，美國以國家安全理順上述關係，則變相放棄了自己的「理念霸權」。以茉莉花革命為例，這些中東、北非獨裁國家在911後成為美國反恐盟友，連卡紮菲也發現只要打擊激進伊斯蘭實力，政權就得到「合法性」，結果它們的管治癒來愈高壓、腐敗，「美國牌」反而間接令其被推翻，受民衆認同的新一代卻多不認同西方，因為美國在過去十年，已失去民主的道德高地。
　　美失民主道德高地
　　假如布殊不是以「布殊主義」的單邊方式出兵阿富汗、伊拉克，而是讓聯合國牽頭，甚或邀請穆斯林將軍統領聯軍，反恐戰爭也許還能像海灣戰爭那樣，局限為個別事件，「文明衝突」的元素也可以被減低。但布殊的作風卻開罪了整個穆斯林世界，也製造了新的恐襲危機，正如《Foreign Affairs》月前一篇文章分析，蓋達地方支部在不同地方發動襲擊的能量只會比911前強了、而不是弱了。伊斯蘭世界反彈的重要性，在於讓美國失去了「普世價值」的話語權，被不少第三世界視為只捍衛耶教文明；此消彼長下，不少原來相信「歷史終結」的國家也反悔起來，發現原來可以不再參與美式全球化經濟體系，紛紛另尋選擇。911後，中國大舉進入非洲、中東發展的機遇，部分也是這樣形成。
　　說到中國，從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可見，假如沒有911，中美關係的類似衝突可能會不斷出現，布殊剛當選時也把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放棄了從前的戰略性夥伴標籤。雖然美國官方立場是中美關係「好不到哪 去、也差不到哪 去」，Joseph Nye也許不承認911改變了中美關係，但私下交談中，美國右翼學者會坦承美國的體制需要明確敵人，沒有了911，美國的主要矛盾有可能變成中國。當然，美國不會像憤青想像的那樣，全方位打壓一個國家，但只要華府在過去十年逼中國把資源放在軍備競賽，積極推動第三世界的私有化改革、讓美資公司接受成果，以免讓中國等新興大國有可乘之機，則單極狀態可望再延長，中國也不一定有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正如內地國際關係學者王緝思分析，奧巴馬正把建構新的國際秩序提升至國家利益的高度﹔假如這方針早十年出現，首當其沖的，只會是中國。
　　中國十年休養機會
　　布殊在911後通過塑造中國以外的其他外部敵人，鞏固自己陣營的支持，以為這符合美國面對挑戰的一貫回應模式。殊不知這敵人是虛無縹緲的非國家個體，消滅不了，卻變相令其他國家取回發展空間。像俄羅斯承機重新集權，歐洲在反恐過程中、特別是伊拉克戰爭期間，不斷顯示與美國的差異取回主動，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支援了美國反恐，卻逐步脫離了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發展模式的掌握。當美國在911後債台高築，美國已不能像在1990年代那樣，通過「建議」第三世界搞自由化改革取利，俄羅斯等國也不會像1990年代那樣大舉拍賣國有資産，惟有不斷兜售國債，這卻讓其他國家的底氣愈來愈足﹔不斷的「量化寬鬆」，也令美元的認受性愈來愈低。
　　說到經濟，美國反恐開支驚人，兩場戰爭是國庫極沉重的負擔，還有更多開支花在當地維穩、以及前線人員福利，結果民主黨政府辛辛苦苦弄來的國庫盈餘，又變回超級赤字。金融風暴在過去十年再三出現，除了有結構性原因，與美國不斷通過減息「刺激」戰後經濟造成泡沫爆破也不無關係，這點美國華裔學者汪錚的文章「如果沒有911」有較詳細的解釋。假如美國毋須應付這開支，雖不能杜絶金融危機，卻可能在「世界再無大戰」的假定下，加速把資源投向國內福利或環保議題，而911原是處理這類議題的良機，假如類似方案當時推出，也許不會像奧巴馬的醫保那樣激化新對立。再者假如美國能以反恐的力度，及早正視金融界種種違規行為，起碼可以把「反戰」和「反金融霸權」這兩大論述分割。
　　新保守主義死而不僵
　　柯林頓在冷戰結束後走「第三條道路」，一度把總統定位在超然位置，原已令國內的兩極被邊緣化。布殊上臺時，美國人尚不太清楚他決心推行新保守主義政策，而沒有911的機遇，布殊政府先天認受不足，也難製造一場意識形態革命。可惜911後，美國的自由主義vs.保守主義對立被空前強化，左翼愈來愈反戰、仇富，右翼愈來愈反智、仇外。雖然新保守主義氣勢近年大為削弱，但其鐵桿支持者死而不僵，更對筆者笑稱是「喪屍」隨時復活，同一陣營衍生的「茶黨」更已偏離正常社會的民智，不能想像這些人在1990年代能有勇氣走出來。
　　當然，這些都不是911策劃者的部署，也不是歷史的必然，曾任布殊撰稿人的David Frum就曾玩票地撰文，分析若處理911的是民主黨的戈爾，歷史會有什麼不同；對這問題筆者另有看法，有機會再述。但畢竟現實沒有如果，假如在911十周年，美國還沉醉於擊斃拉登的「勝利」，未免見樹不見林。其實美國反恐的唯一成就，就是再沒有針對本土的恐怖襲擊成功出現，僅此而已。當然，美國依然是全球第一強國，但單極世界已不再成秩序，由是觀之，若說美國霸權由盛極而衰的轉捩點是2001年9月11日，似亦不為過。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 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沈旭暉專欄﹕911﹕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捩點？
http://news.sina.com   2011年09月10日 14:25   明報
　　【咫尺地球】關於911周年回顧、美國反恐成效，本欄這些年來已寫了不少，今天是911十周年，我們不妨問一個更宏觀的問題﹕假如2001年沒有發生911事件，美國的世界地位會有什麼不同
　　「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在911前十年（1991-2001），西方主流學者多以為世界已邁入單極時代，美國不但在綜合國力遙遙領先，它奉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制度也被認為是最優越，其他國家只能效法，是以有「歷史終結論」，甚至研究大國興衰的權威歷史學者Paul Kennedy，也相信美國的衰落尚遙遙無期。
　　911前，美國挾冷戰終結的餘威，得到自由民主理念的國際代言身分，能以「國情不同」為由，對不同政權採取不同策略，作為影響各國的槓桿。但布殊以反恐為國策後，美國逐漸把國家安全淩駕於自由民主理念之上（起碼國內外不少人這樣看），不但令「人權」與「穩定」這兩難撕裂社會，也失去了美國對理念話語權的壠斷。沒有911，美國可以說支持友好獨裁政權是鼓勵「循序漸進」﹔有了911，美國以國家安全理順上述關係，則變相放棄了自己的「理念霸權」。以茉莉花革命為例，這些中東、北非獨裁國家在911後成為美國反恐盟友，連卡紮菲也發現只要打擊激進伊斯蘭實力，政權就得到「合法性」，結果它們的管治癒來愈高壓、腐敗，「美國牌」反而間接令其被推翻，受民衆認同的新一代卻多不認同西方，因為美國在過去十年，已失去民主的道德高地。
　　美失民主道德高地
　　假如布殊不是以「布殊主義」的單邊方式出兵阿富汗、伊拉克，而是讓聯合國牽頭，甚或邀請穆斯林將軍統領聯軍，反恐戰爭也許還能像海灣戰爭那樣，局限為個別事件，「文明衝突」的元素也可以被減低。但布殊的作風卻開罪了整個穆斯林世界，也製造了新的恐襲危機，正如《Foreign Affairs》月前一篇文章分析，蓋達地方支部在不同地方發動襲擊的能量只會比911前強了、而不是弱了。伊斯蘭世界反彈的重要性，在於讓美國失去了「普世價值」的話語權，被不少第三世界視為只捍衛耶教文明；此消彼長下，不少原來相信「歷史終結」的國家也反悔起來，發現原來可以不再參與美式全球化經濟體系，紛紛另尋選擇。911後，中國大舉進入非洲、中東發展的機遇，部分也是這樣形成。
　　說到中國，從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可見，假如沒有911，中美關係的類似衝突可能會不斷出現，布殊剛當選時也把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放棄了從前的戰略性夥伴標籤。雖然美國官方立場是中美關係「好不到哪 去、也差不到哪 去」，Joseph Nye也許不承認911改變了中美關係，但私下交談中，美國右翼學者會坦承美國的體制需要明確敵人，沒有了911，美國的主要矛盾有可能變成中國。當然，美國不會像憤青想像的那樣，全方位打壓一個國家，但只要華府在過去十年逼中國把資源放在軍備競賽，積極推動第三世界的私有化改革、讓美資公司接受成果，以免讓中國等新興大國有可乘之機，則單極狀態可望再延長，中國也不一定有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正如內地國際關係學者王緝思分析，奧巴馬正把建構新的國際秩序提升至國家利益的高度﹔假如這方針早十年出現，首當其沖的，只會是中國。
　　中國十年休養機會
　　布殊在911後通過塑造中國以外的其他外部敵人，鞏固自己陣營的支持，以為這符合美國面對挑戰的一貫回應模式。殊不知這敵人是虛無縹緲的非國家個體，消滅不了，卻變相令其他國家取回發展空間。像俄羅斯承機重新集權，歐洲在反恐過程中、特別是伊拉克戰爭期間，不斷顯示與美國的差異取回主動，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支援了美國反恐，卻逐步脫離了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發展模式的掌握。當美國在911後債台高築，美國已不能像在1990年代那樣，通過「建議」第三世界搞自由化改革取利，俄羅斯等國也不會像1990年代那樣大舉拍賣國有資産，惟有不斷兜售國債，這卻讓其他國家的底氣愈來愈足﹔不斷的「量化寬鬆」，也令美元的認受性愈來愈低。
　　說到經濟，美國反恐開支驚人，兩場戰爭是國庫極沉重的負擔，還有更多開支花在當地維穩、以及前線人員福利，結果民主黨政府辛辛苦苦弄來的國庫盈餘，又變回超級赤字。金融風暴在過去十年再三出現，除了有結構性原因，與美國不斷通過減息「刺激」戰後經濟造成泡沫爆破也不無關係，這點美國華裔學者汪錚的文章「如果沒有911」有較詳細的解釋。假如美國毋須應付這開支，雖不能杜絶金融危機，卻可能在「世界再無大戰」的假定下，加速把資源投向國內福利或環保議題，而911原是處理這類議題的良機，假如類似方案當時推出，也許不會像奧巴馬的醫保那樣激化新對立。再者假如美國能以反恐的力度，及早正視金融界種種違規行為，起碼可以把「反戰」和「反金融霸權」這兩大論述分割。
　　新保守主義死而不僵
　　柯林頓在冷戰結束後走「第三條道路」，一度把總統定位在超然位置，原已令國內的兩極被邊緣化。布殊上臺時，美國人尚不太清楚他決心推行新保守主義政策，而沒有911的機遇，布殊政府先天認受不足，也難製造一場意識形態革命。可惜911後，美國的自由主義vs.保守主義對立被空前強化，左翼愈來愈反戰、仇富，右翼愈來愈反智、仇外。雖然新保守主義氣勢近年大為削弱，但其鐵桿支持者死而不僵，更對筆者笑稱是「喪屍」隨時復活，同一陣營衍生的「茶黨」更已偏離正常社會的民智，不能想像這些人在1990年代能有勇氣走出來。
　　當然，這些都不是911策劃者的部署，也不是歷史的必然，曾任布殊撰稿人的David Frum就曾玩票地撰文，分析若處理911的是民主黨的戈爾，歷史會有什麼不同；對這問題筆者另有看法，有機會再述。但畢竟現實沒有如果，假如在911十周年，美國還沉醉於擊斃拉登的「勝利」，未免見樹不見林。其實美國反恐的唯一成就，就是再沒有針對本土的恐怖襲擊成功出現，僅此而已。當然，美國依然是全球第一強國，但單極世界已不再成秩序，由是觀之，若說美國霸權由盛極而衰的轉捩點是2001年9月11日，似亦不為過。
　　英國華威大學訪問學人
　　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 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