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之爭中西新戰場       
2015-01-05

中國模式

2008 年8 月北京奧運揭幕，中外不少訪客為之讚歎；一個月後美國雷曼倒閉，掀起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中國與西方此消彼長，「中國模式」一時間令世人趨之若鶩。西方近年對民主制度的反省以及對治理的討論中，中國模式亦不時出現，有論者甚至認為中國模式可跟百孔千瘡的西方民主政體爭一日長短。何謂中國模式？這場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有何意義？本報將一連兩周探討。明報記者林康琪周宏量【中國模式?二之一】

南非建黨校輸入華管治模式

民主政體近年面對不少挑戰，國會政治鬥爭令美國的管治效率惹人詬病，知名學者福山甚至形容美國的體制僵化甚至「衰敗」（decay）；一些新興民主政體更出現倒退。西方輿論尤其擔心，發展中國家不再師法西方，反而學習中國，且不再限於經濟，而是將中國的管治模式也搬過去。

美刊批誤入歧途憂走向專制

美國《時代》周刊去年11 月便報道，南非執政國民大會（ANC）仿效中國上海浦東幹部學院興建政治學院，培訓該黨人才。報道指中國駐南非大使田學軍去年7 月到過學校工地參觀，更跟ANC 總書記及南非藝術文化部長商討7500 萬美元撥款。《時代》警告，ANC 長期壟斷政壇，南非有走向一黨統治之虞，現在更向中共學習，恐「誤入歧途」。報道引述布朗大學國際研究教授凱勒（ Patrick Heller）稱，南非找錯學習對象， 「因為（這模式）最終會是威權政體」。

去年發動政變上台的泰國首相巴育發表年底講話時，亦大讚中國的發展值得學習，呼籲國民「停止爭吵」，以中國為榜樣。

鄭永年：中國自身亦在學習

對於發展中國家漸有仿效中國模式的趨勢，著有《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長鄭永年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任何國家都有權利選擇及按自己需要調整本身的發展模式，但他承認，隨着中國崛起，周邊社會的發展必然受其影響。鄭永年強調，各國發展模式不一樣，中國模式不可能「出口」到別國，例如中國有共產黨，其他國家沒有這種政黨系統，不過各國均需建立有效政府，這就有可向中國取經之處，例如政治制度上如何平衡精英統治和民主（以產生有質素的政治領袖），或經濟制度上如何平衡政府與市場的角色（以有力發展經濟）等。「東亞政體須學與中國模式共存」

鄭永年認為，以往香港、台灣以至其他東亞地區的民主或法治，某程度上都是西方在東亞的地緣政治延伸，中國崛起後有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難免會影響到周邊社會發展，但「這不是說中國『輸出』其模式和經驗」，問題反而在於東亞地區以往受西方影響的政體如何與日漸茁壯的中國模式「怎樣慢慢共存」。

如今中國官方媒體開始吹捧習近平上台後啟動「中國模式2.0」，鄭永年則指所謂的中國模式本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相反它的變動過程中「是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例如儘管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都有可參照之處，但社會制度反而可以向香港、新加坡、台灣或日本等地方取經，原因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主要是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只是方興未艾；只是無論中國「怎樣開放，怎樣學習，還是中國……永遠不會變成西方」。他重申中國改革需「三步走」，先是經濟，繼而社會，最後才是政治，不能像俄羅斯般先搞政治改革， 「然後失敗」。

對中國模式深有研究的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2006 年至2008年在北京出任卡耐基基金會中國辦事處主任。他接受本報訪問時憶述，2008 年京奧及金融海嘯兩件大事令中國模式突然流行，不少外國傳媒和學者對中國經驗產生興趣，西方一改過往對中國的批判態度，開始以開放態度看看中國可取之處。

2008 年金融海嘯成分水嶺

丁學良認為，這跟北京在奧運前投放大量資源向外宣傳中國的成就有關。與此同時，當西方尤其人權組織估計中國會出事時，北京卻展示叫外界刮目相看的維穩力量。北京藉京奧展示了各方面的成就，強調中國與眾不同，隨之而來的金融海嘯進一步鞏固了這一想法。丁學良稱，金融海嘯促使不少人反思資本主義，中國跟西方對危機的應對亦突顯了中國優勢。美國財長保爾森當年花了不少心力說服國會授權拯救華爾街，奧巴馬政府翌年2 月通過經濟刺激計劃，亦經國會角力。反觀中國，雖未直接受影響，卻早在2008 年11 月推出4 萬億元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做法獲不少好評。後來歐美相繼陷入債務危機，議會政治效率備受質疑。

要數西方近年吹捧中國模式的著作，英國著名記者雅克（Martin Jacques） 的When ChinaRules the World 必不可少。該書亦將2008 年視為分水嶺，稱西方2008 年前不斷警告中國模式難以持久，最終要走西方道路，但金融海嘯卻標誌西方自1970 年代奉行的自由市場模式失敗，反而印證中國走對了路。丁學良指出，當時北京負責意識形態宣傳的官員利用中國模式來宣傳時，往往巧妙地將港台及外國對中國模式的讚賞重新包裝，避免對中國模式提供一個融貫定義。事實上，雖然中國模式2009 年開始頻頻在中國官方傳媒出現，時任總理溫家寶2011 年3 月回應法國記者有關中國模式可否為外國借鑑的問題時卻稱： 「我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發展是一種模式。」時至今日，北京已愈來愈自信。

中國模式鐵三角外人難照抄

中國模式冒起跟中西勢力此消彼長有關，可中國的發展經驗是否有獨特之處？丁學良表示，中國的確發展出獨特模式，無疑可為發展中國家參考。中國早年投資教育及電力基建尤值得學習，但中國模式一些面向則不能學習。他說： 「你要學中國，首先要問，它的治理為何會這麼有效率？你願意付出代價嗎？」

丁學良認為，中國效率箇中關鍵是北京能夠嚴密控制各級官員以至整個社會，這並非其他國家學得來的。他在《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一書分析了中國模式的「鐵三角」，首個支點是政治權力架構，基本特徵為一黨執政；第二個支點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系統，對社會作嚴密監控；第三個支點則是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前兩者為後者提供了政治環境及社會保障，市場經濟亦反過來支持前兩者。丁學良說，要做到像中國一樣，就要整套搬去，不能只要經濟增長。他以自己在柬埔寨碰到的例子說明中國效率跟其他國家不同：一家韓國企業在當地修路遇上不肯搬走的居民無計可施；不遠處的中國企業遇到同樣情况，便趁村民周日上教堂時把整條村剷平，他們的做法在中國很普遍，也很有效率，可其他國家不會接受。「如果你能控制各級官員及人民，那你一定可以很有效率；但如果你想得到其他事物，諸如創新、理想的環境生態、增加企業效率、讓子女快樂成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丁學良：須承受高昂社會代價

事實上，中國模式不無問題。丁學良在其著作中便強調，中國模式取得的績效不可否認，惟與此同時付出的社會代價同樣不容否認：中國相對弱勢的地區、群體、領域持續遭剝奪，環境生態及社會亦付出代價；中國生態及經濟問題近兩年愈來愈嚴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新常態」便終於承認中國的確有問題需要解決。丁學良強調，中國模式就像一輛車，有些零件可以用很久，有些則需更換。中國模式能否改良，便要拭目以待了。

中國模式/Chinese model語意迥異

中國模式在英語中稱為「Chinesemodel」，雖然似乎指涉同一中國經驗，但在不同脈絡裏意義卻大有不同。丁學良指出，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必須區分清楚哪些是學術討論，哪些是宣傳。他再三強調，model 這個概念在社會科學中是中性的，每個國家都可以有其模式，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一些元素，也可以拒絕其中一些元素。在學術討論中，使用中國模式這概念並不意味百分百認同。在中國語境中， 「模式」卻有模範的意義。在北京用語中，中國模式更是最好的，就算無法百分百複製，也應該從中學習。丁學良說： 「北京很多人都試圖把事情簡化，西方是一個模式，中國是一個模式，但事實並非這樣。」因為模式總在變動，中國模式亦不例外。

「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近年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熱門課題，吸引不少專家學者研究這套發展框架能否適用於所有發展中國家身上。率先引領相關研究的《時代》周刊前編輯雷默（Joshua CooperRamo） ， 在2004 年發表《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論文，力讚中國領導人活用「摸着石頭過河」的務實改革精神。雷默在文中提出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三個理論，包括：1）以創新解決改革產生的問題；2）以可持續性及平等量度發展成效準則；3）維護自主及平衡霸權（即美國）的潛在威脅。

一些學者對此有保留，特別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產生更多貧富懸殊問題，與第二點的原則背道而馳。不少人批評雷默的論述過分簡化，把北京共識標籤成「華盛頓共識」的鏡面，兩者變成互相排斥的政策工具，忽略了中國模式背後的歷史及文化因素，如何從後塑造出今日的改革績效。事實上，雖然西方學術普遍把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互換使用，但也有中國學者認為兩者存有本質上差異，例如北京共識僅是政策原則，中國模式則是一套集政治、經濟、社會於一體的經驗及發展路徑，難以複製並套用到其他國家上。──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馮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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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之爭中西新戰場       
2015-01-05

中國模式

2008 年8 月北京奧運揭幕，中外不少訪客為之讚歎；一個月後美國雷曼倒閉，掀起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中國與西方此消彼長，「中國模式」一時間令世人趨之若鶩。西方近年對民主制度的反省以及對治理的討論中，中國模式亦不時出現，有論者甚至認為中國模式可跟百孔千瘡的西方民主政體爭一日長短。何謂中國模式？這場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有何意義？本報將一連兩周探討。明報記者林康琪周宏量【中國模式?二之一】

南非建黨校輸入華管治模式

民主政體近年面對不少挑戰，國會政治鬥爭令美國的管治效率惹人詬病，知名學者福山甚至形容美國的體制僵化甚至「衰敗」（decay）；一些新興民主政體更出現倒退。西方輿論尤其擔心，發展中國家不再師法西方，反而學習中國，且不再限於經濟，而是將中國的管治模式也搬過去。

美刊批誤入歧途憂走向專制

美國《時代》周刊去年11 月便報道，南非執政國民大會（ANC）仿效中國上海浦東幹部學院興建政治學院，培訓該黨人才。報道指中國駐南非大使田學軍去年7 月到過學校工地參觀，更跟ANC 總書記及南非藝術文化部長商討7500 萬美元撥款。《時代》警告，ANC 長期壟斷政壇，南非有走向一黨統治之虞，現在更向中共學習，恐「誤入歧途」。報道引述布朗大學國際研究教授凱勒（ Patrick Heller）稱，南非找錯學習對象， 「因為（這模式）最終會是威權政體」。

去年發動政變上台的泰國首相巴育發表年底講話時，亦大讚中國的發展值得學習，呼籲國民「停止爭吵」，以中國為榜樣。

鄭永年：中國自身亦在學習

對於發展中國家漸有仿效中國模式的趨勢，著有《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長鄭永年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任何國家都有權利選擇及按自己需要調整本身的發展模式，但他承認，隨着中國崛起，周邊社會的發展必然受其影響。鄭永年強調，各國發展模式不一樣，中國模式不可能「出口」到別國，例如中國有共產黨，其他國家沒有這種政黨系統，不過各國均需建立有效政府，這就有可向中國取經之處，例如政治制度上如何平衡精英統治和民主（以產生有質素的政治領袖），或經濟制度上如何平衡政府與市場的角色（以有力發展經濟）等。「東亞政體須學與中國模式共存」

鄭永年認為，以往香港、台灣以至其他東亞地區的民主或法治，某程度上都是西方在東亞的地緣政治延伸，中國崛起後有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難免會影響到周邊社會發展，但「這不是說中國『輸出』其模式和經驗」，問題反而在於東亞地區以往受西方影響的政體如何與日漸茁壯的中國模式「怎樣慢慢共存」。

如今中國官方媒體開始吹捧習近平上台後啟動「中國模式2.0」，鄭永年則指所謂的中國模式本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相反它的變動過程中「是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例如儘管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都有可參照之處，但社會制度反而可以向香港、新加坡、台灣或日本等地方取經，原因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主要是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只是方興未艾；只是無論中國「怎樣開放，怎樣學習，還是中國……永遠不會變成西方」。他重申中國改革需「三步走」，先是經濟，繼而社會，最後才是政治，不能像俄羅斯般先搞政治改革， 「然後失敗」。

對中國模式深有研究的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2006 年至2008年在北京出任卡耐基基金會中國辦事處主任。他接受本報訪問時憶述，2008 年京奧及金融海嘯兩件大事令中國模式突然流行，不少外國傳媒和學者對中國經驗產生興趣，西方一改過往對中國的批判態度，開始以開放態度看看中國可取之處。

2008 年金融海嘯成分水嶺

丁學良認為，這跟北京在奧運前投放大量資源向外宣傳中國的成就有關。與此同時，當西方尤其人權組織估計中國會出事時，北京卻展示叫外界刮目相看的維穩力量。北京藉京奧展示了各方面的成就，強調中國與眾不同，隨之而來的金融海嘯進一步鞏固了這一想法。丁學良稱，金融海嘯促使不少人反思資本主義，中國跟西方對危機的應對亦突顯了中國優勢。美國財長保爾森當年花了不少心力說服國會授權拯救華爾街，奧巴馬政府翌年2 月通過經濟刺激計劃，亦經國會角力。反觀中國，雖未直接受影響，卻早在2008 年11 月推出4 萬億元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做法獲不少好評。後來歐美相繼陷入債務危機，議會政治效率備受質疑。

要數西方近年吹捧中國模式的著作，英國著名記者雅克（Martin Jacques） 的When ChinaRules the World 必不可少。該書亦將2008 年視為分水嶺，稱西方2008 年前不斷警告中國模式難以持久，最終要走西方道路，但金融海嘯卻標誌西方自1970 年代奉行的自由市場模式失敗，反而印證中國走對了路。丁學良指出，當時北京負責意識形態宣傳的官員利用中國模式來宣傳時，往往巧妙地將港台及外國對中國模式的讚賞重新包裝，避免對中國模式提供一個融貫定義。事實上，雖然中國模式2009 年開始頻頻在中國官方傳媒出現，時任總理溫家寶2011 年3 月回應法國記者有關中國模式可否為外國借鑑的問題時卻稱： 「我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發展是一種模式。」時至今日，北京已愈來愈自信。

中國模式鐵三角外人難照抄

中國模式冒起跟中西勢力此消彼長有關，可中國的發展經驗是否有獨特之處？丁學良表示，中國的確發展出獨特模式，無疑可為發展中國家參考。中國早年投資教育及電力基建尤值得學習，但中國模式一些面向則不能學習。他說： 「你要學中國，首先要問，它的治理為何會這麼有效率？你願意付出代價嗎？」

丁學良認為，中國效率箇中關鍵是北京能夠嚴密控制各級官員以至整個社會，這並非其他國家學得來的。他在《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一書分析了中國模式的「鐵三角」，首個支點是政治權力架構，基本特徵為一黨執政；第二個支點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系統，對社會作嚴密監控；第三個支點則是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前兩者為後者提供了政治環境及社會保障，市場經濟亦反過來支持前兩者。丁學良說，要做到像中國一樣，就要整套搬去，不能只要經濟增長。他以自己在柬埔寨碰到的例子說明中國效率跟其他國家不同：一家韓國企業在當地修路遇上不肯搬走的居民無計可施；不遠處的中國企業遇到同樣情况，便趁村民周日上教堂時把整條村剷平，他們的做法在中國很普遍，也很有效率，可其他國家不會接受。「如果你能控制各級官員及人民，那你一定可以很有效率；但如果你想得到其他事物，諸如創新、理想的環境生態、增加企業效率、讓子女快樂成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丁學良：須承受高昂社會代價

事實上，中國模式不無問題。丁學良在其著作中便強調，中國模式取得的績效不可否認，惟與此同時付出的社會代價同樣不容否認：中國相對弱勢的地區、群體、領域持續遭剝奪，環境生態及社會亦付出代價；中國生態及經濟問題近兩年愈來愈嚴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新常態」便終於承認中國的確有問題需要解決。丁學良強調，中國模式就像一輛車，有些零件可以用很久，有些則需更換。中國模式能否改良，便要拭目以待了。

中國模式/Chinese model語意迥異

中國模式在英語中稱為「Chinesemodel」，雖然似乎指涉同一中國經驗，但在不同脈絡裏意義卻大有不同。丁學良指出，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必須區分清楚哪些是學術討論，哪些是宣傳。他再三強調，model 這個概念在社會科學中是中性的，每個國家都可以有其模式，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一些元素，也可以拒絕其中一些元素。在學術討論中，使用中國模式這概念並不意味百分百認同。在中國語境中， 「模式」卻有模範的意義。在北京用語中，中國模式更是最好的，就算無法百分百複製，也應該從中學習。丁學良說： 「北京很多人都試圖把事情簡化，西方是一個模式，中國是一個模式，但事實並非這樣。」因為模式總在變動，中國模式亦不例外。

「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近年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熱門課題，吸引不少專家學者研究這套發展框架能否適用於所有發展中國家身上。率先引領相關研究的《時代》周刊前編輯雷默（Joshua CooperRamo） ， 在2004 年發表《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論文，力讚中國領導人活用「摸着石頭過河」的務實改革精神。雷默在文中提出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三個理論，包括：1）以創新解決改革產生的問題；2）以可持續性及平等量度發展成效準則；3）維護自主及平衡霸權（即美國）的潛在威脅。

一些學者對此有保留，特別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產生更多貧富懸殊問題，與第二點的原則背道而馳。不少人批評雷默的論述過分簡化，把北京共識標籤成「華盛頓共識」的鏡面，兩者變成互相排斥的政策工具，忽略了中國模式背後的歷史及文化因素，如何從後塑造出今日的改革績效。事實上，雖然西方學術普遍把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互換使用，但也有中國學者認為兩者存有本質上差異，例如北京共識僅是政策原則，中國模式則是一套集政治、經濟、社會於一體的經驗及發展路徑，難以複製並套用到其他國家上。──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馮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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